詹积富再升迁 ，一路荆棘，一路繁花
日期：2018/10/29
随着中央陆续批准各省、直辖市的机构改革方案，越来越多省卫健委、医保局扎堆组建。就在今天（10月26日）上午，福建省医疗保障局挂牌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在揭牌仪式上，詹积富以医疗保障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回溯过往，不得不承认，他虽身材瘦削却改革手段坚毅。他将改革过程和成果从三明带到福建，甚至让很多地区借鉴，在医改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主演了一部《步步惊心》。
（图片来源：【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
01
谈医改：“唯一要讨论的就是我们
敢不敢改 革”
三明市地处福建省西北部，2011年全市人口273万，所辖12个县（市、区）全部是老区，其中有10个省级困难转移支付县。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先有厂后有城的新兴工业城市，三明市退休职工多、企业效益差、财政包袱重，医保基金运行面临极大压力。
据三明市医改办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年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2.08亿元。前后数年间，该市22家公立医院中，先后有8名院长被查出涉及药品腐败。
一面是捉襟见肘的财政困难，一面是医疗腐败频发所引发的民怨。彼时，詹积富出任三明市副市长，主抓医改。他曾接受财新采访时强调：“能不能改不要讨论！要不要改革、该不该改革不要再讨论，怎么改也不要再讨论，唯一要讨论的就是我们敢不敢改革！”
2012年2月26日，詹积富在三明市主持召开关于努力降低医疗成本提出“三险”资金运行使用效率专题会议，也被视作三明医改的开端。
会议提出了，探索“三险合一”管理模式，确定医疗考核机制、成立药品集中采购监管等13个方向性问题，明确了三明医改中医药、医保、医疗“三医联动”的改革途径。
医改领导小组确定了“政府主导、部门参与、医院配合、社会监督”的医改工作机制，并明确改革对象是长期形成的医疗机构逐利机制，目标是实现“公立医院回归到公益性质，医生回归到看病角色，药品回归到治病功能”。
02
谈医药：“看病贵的核心原因是
利益集团，把药品当作谋财工具 ”
在詹积富看来，药品问题是医药卫生领域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他担任福建省药监管理局副局长期间，曾写信给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痛陈医药流通环节的弊端。“看病贵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利益集团利用了我们制度的缺陷，把药品当作谋财的工具。”詹积富在接受人民政协报采访时表示。
药价是如何形成的呢？詹积富曾经在2016年6月接受人民政协网采访时画过一个价格攀升路线图：药厂生产出来的药，并非直接就能到医院，而是要在流通领域层层辗转，药价一路飙升。首先是一级总代，其次是多为私人承包的二级代理商，之后进入医院还要层层过关，包括医院负责人的许可、药房默许列入用药名录、医生答应用药开方，到了这里后才是医药代表走到台前，推介给医药配送公司，配送公司加价后送进医院，最后医院才按国家规定加价15％。到患者手里的药价，经过如此层层加码后，可能已经上涨了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如何降低药品价格？2012年，詹积富首先将福建省第八批药品集中采购中标药品目录（三明片区）的129种辅助性、营养性，且历史上疑似产生过高额回扣的药品品规，列为第一批重点跟踪监控对象。
同时，规范药品采购，按照“为用而采、去除灰色、价格真实”的原则，严格“一品两规”、“两票制”和“药品采购院长负责制”，实行集中采购配送，彻底切断药品和医院之间的利益链条。
一系列医药改革，使得三明原本一直刹不住的“医药费用”迅速回落。当年年底，亏空1.41亿元的三明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竟然结余2200万元。由此，三明市开始了全国关注的“砍药价、挤水分”的采购改革。三明市对药品实行了限价采购，在省一级药品招标完成后，三明市对其进行筛选二次议价，而后再由各个医院根据谈判价格结果进行采购。
2014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视察三明，深入考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杂志采访时，詹积富回忆道：“刘延东副总理要求我们要顶住压力，攻坚克难，在法人治理结构和分级诊疗上再突破，为全国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医改路子来，当好排头兵。”
随后，全国各地有近160多批人员到三明考察医改工作。
03
谈医院：“不能完全按市场路线走，
要保持公立医院公益性”
2014年接受健康界采访时，詹积富曾表示：“如果三明不进行医改，就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一是医保基金亏损拖垮财政，二是医院付出的医药费用不能得到补偿，拖垮医院；三是医院被欠付医药费用，无力再为百姓治病，最终影响社会安定稳定。”
此外，谈及公立医院改革，詹积富曾表示：“三明医改是以公立医院为主体，不能完全走市场路线，那样老百姓的看病费用或许更高。而政府引导医改在这里起到的是保障作用和功能，为老百姓提供基础医疗保障。因为医疗医药是个特殊行业，医患关系是性命相托的关系，所以，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不能完全按市场路线走，要保持公立医院公益性。”
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三明医改从薪酬制度改革做起。早在2013年，三明市开始实行新的工资总额制度，将医院医药收入结构分为药品耗材收入、检查化验收入与诊察护理床位手术治疗收入。而工资总额以不含检查化验收入的的医务性收入为基数。
在改革工资总额制度的基础上，三明市实行了院长目标年薪制，由财政全额承担，由卫生部门按月发放。随后，三明市实行了医生目标年薪制，参照国际上医生收入一般为社会平均收入3－5倍的惯例，对在职临床类、技师类和临床药师类医务人员，按照级别和岗位，实行不同等级年薪，并由院长在工资总额下，根据医院考核办法，进行合理分配。
“医院内部分配是进一步改革，三明市实行工分制计算，以解决科室与科室之间、一线人员与后勤人员之间的薪酬差别。”詹积富强调，三明市的改革没有办法让每一个医生都不流动，“实行年薪制，就必须打破原有的人事制度与薪酬制度。”
2015年，三明市开始推行全员目标年薪制。在规范工资总额下，医生、护士和行政后勤团队分别占50％、40％和10％。这一做法被认为是体现了薪酬向医务人员倾斜，向一线人员倾斜的基本原则，能够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04
谈医保：“医保必须首先改医保”
医改之前，三明市实行医保总额预付制，即根据参保人数、接诊总人次数、次均接诊费用水平，测算年度统筹补偿控制总额，实行总额控制、包干使用的支付方式，曾引发多次医院和医保部门之间的纠纷。“医院一旦出现医保亏损，保险机构不再追加支付，亏损部分由医院自负。”总额预付制度的弊端，引起詹积富的注意。
2016年8月，詹积富调任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福建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省医保办）主任，三明模式也随之复制到福建。
两个月之后，国务院医改办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的医疗保障管理体制改革调研座谈会上，福建省医保办主任詹积富介绍了，福建的医疗保障管理体制改革情况，他直言福建医保管理体制当时存在的三个弊端：政出多门、职能分散、“九龙治水”，“医改必须首先改医保，才能确保改革有向前推进的基础”。为此，福建省采取的是“三保”归属第三方的模式，即成立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将其办公室设在财政部门，相对独立运作。
对此“创举”，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表示，“作为国家公立医院改革的排头兵和破题先锋，此次福建医改抓住了‘牛鼻子’，医保归谁管并不是核心问题，把医保管好才是核心问题，关键还要把相应的制度、体系建立起来。”
詹积富简历：
詹积富，男，汉族， 1961年7月出生，福建省尤溪县人，1988年3月入党，1981年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党校大学学历。
1979.09—1981.07，三明师范学校学习；
1981.08—1983.08，三明市红星小学教师；
1983.08—1994.02，三明市商业局人教科科员、副科长，商管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其间：1986.06——1989.07，参加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商业企业管理专业学习）；
1994.03—1996.08，三明市建宁县政府副县长、党组成员(其间：2004.09-11，参加县（市）长培训班）；
1996.08—1998.08，三明市财贸委主任、党组书记；
1998.08—2001.08，三明市外经贸委主任、党组书记（其间：2001.04-2001.07，参加福建省委党校处长进修班学习）；
2001.08—2006.08，三明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其间：2001.09-2003.12，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行政管理专业学习）；
2006.08—2007.08，三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7.08—2011.08，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其间： 2011.06-07，参加中央党校学习）；
2011.08——2013.08，三明市政府副市长、三明市政府党组副书记；
2013.08—2016.08，三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教育工委书记；
2016.08至今，福建财政厅副厅长（正厅长级）、党组成员。
（本文综编自健康界、人民政协网、21世纪经济报道、瞭望新闻周刊、健康报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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