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制药、扬子江药业等是如何发家的？这40年，他们都干对了什么？
日期：2018/6/13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有两组数字值得牢牢记住。
一个数字是“400倍”。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当年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是72.8亿，而工信部统计的数字显示，到2016年底，全国医药工业总销售收入则是2.96万亿元。40年的时间，增长了超过400倍。这一增速使得医药行业成为国民经济各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一个产业，且远远高于全国GDP的增速。
另外一组数字，则跟中国医药企业的进出口情况相关，同样反映了中国医药产业的变化。1978年，中国医药出口金额只有2.8亿美元，到了1998年则达到31.2亿美元，2017年则为608亿美元。40年间，中国医药出口增长了217倍。
同样是1978年，中国医药进口额为0.4亿美元，1998年为11.4亿美元，2017年则为558.8亿美元。40年间，中国医药进口额增加了1397倍。
从医药小国、弱国，到医药大国、强国，中国医药产业根本性的变革就是发生在过去的四十年间，而这背后是整个中国医药企业的发展史与奋斗史。决定其成长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不断变化的政策、历史性的人物、关键性的公司、颠覆性的行业变革，这些都绝对无法忽视。
但如果仅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医药产业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其实不过这么几个关键词。但正是围绕着这几个关键词，他们不断变化、求新，迎来挑战。
关键词一：改制
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提出“大包干”，得到中央首肯，随后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自此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开来。
而4年以后，同样是在安徽，繁昌制药厂34岁的女助理工程师朱国琼，面对连年亏损的企业，和七个同样心急如焚的年轻人一起，向县委递交了承包繁昌制药厂的“责任状”。尽管到现在，朱国琼的名字早已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繁昌制药厂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湮灭无痕，但中国医药企业的改制浪潮，在此时才算有了正式的开端。
应该说，中国医药企业的崛起壮大，与国企改制、个人承包这样的字眼密不可分。
例如1981年，40岁的李伯涛被任命为齐鲁制药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更早的时候，这家制药厂还只是一个生产兽药的国有小厂。李伯涛的加入，使得这家小厂开始正式向人用药发展，并在此后的30余年中不断发展壮大。2003年，齐鲁制药成为山东省属国企产权改制的试点企业。由于担心外资“水土不服”、国资“决策流程过长”，最终李伯涛决定由全体职工将国有资产全部买断。而去看齐鲁制药的历史就不难发现，几乎所有对于齐鲁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基本上都发生在2003年改制之后。
同样在2003年改制的，还有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的扬子江药业。扬子江药业的前身要追溯至1971年，当年扬子江药业的创始人徐镜人仅带着募集而来的几千元钱和几名工人，创办了一个制药车间，后来在1988年春节期间因上海爆发严重甲型肝炎，扬子江在两个多月供应了385万包板蓝根干糖浆而名声鹊起。
这种例子在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几十年历史中数不胜数。神威药业被称作“两口大锅闹革命”，正大天晴前身也不过是生产建设兵团的附属企业，当时仅仅为兵团供应简单的药品。白云山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时间更早，在1977年便已经开始，而当时的白云山制药总厂也只是农垦系统的一个小厂。
尽管在国企改制、个人承包出现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争议，包括股权问题，包括产品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批因改制而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得以迅速崛起的企业，在相当层面上代表了中国医药企业的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
关键词二：联合
上世纪80年代，“联合”、“横向联合”是各行业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医药产业也不例外。
1986年8月，我国医药行业第一个企业集团东北制药企业集团在沈阳成立。而此后，新华医药集团、华北制药集团、上海医药集团、中联磺胺联合公司、四川长征医药集团、成都西南医疗器械集团、北京医药物资联合公司等一大批有影响的经济联合体出现。
医药工业之间的横向联合，改变的是中国医药企业过去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生产模式。这些企业集团以生产、技术和经济为纽带联系在一起，使得当时医药生产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大大提高，并且带动了工商、商商、科工贸的横向联合。
而当前一些被公认为成功的企业，如果追溯历史来看，其也是诸多企业合并而来的，诸如石药集团。1997年，原石家庄制药一厂、二厂、四厂和河北制药集团四家药企合并，才有了石药集团。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联合或合并都一定能够成功。同样是在1997年，山东当时最大的两家制药企业新华医药集团与鲁抗医药集团在政府的撮合下合并，成立“新华鲁抗集团”，但事实证明这两者的联合不过是形式上的战略联盟，并没有涉及资产和生产的整合。
关键词三：引进
“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法治化，中国营商环境的便利化、国际化，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标准化，作用是很大的。外资对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人才素质、制造能力、服务水准，促进政府规章制度以及行业标准和国际接轨，改善广大消费者福祉、创造美好生活，助力环保、教育等社会公益，等等，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秦朔关于改革开放的系列文章中，他如此说到。
具体到医药行业，外资力量的进入倒不一定能在如上所述的各个维度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外资药企对于中国医药行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带来了一些新的理念，如医药代表。
1980年8月2日，中国第一个合资制药企业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在天津宣告成立，也拉开了中国医药行业对外开放的序幕。随后，中美上海施贵宝有限公司、无锡华瑞制药有限公司、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等中外合资制药企业相继成立。
所谓引进，就是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先进管理理念。而外资药企的进入则给中国医药企业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也是在这个时代中，一批出身本土的跨国药企职业经理人开始大放异彩，例如西安杨森的庒祥兴，例如辉瑞的吴晓滨，例如阿斯利康的王磊。
西安杨森无疑是一家在中国医药企业过去四十年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它将医药代表这一概念发挥广大，并培养了中国医药行业最早的一批职业经理人。
关键词四：人才
不只一位行业资深人士如此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最后十年，取得的成绩可能要比前三十年加起来都多。而这改革开放的后十年，关键词是创新加速。
而这种创新加速，根源是人才。大量海外学成的人才逐渐归国，为中国医药工业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千人计划学者，带着项目回来的现在有将近300人，这些人不是在大学搞基础研究的，而是扎扎实实在制药一线。这些海外的人才和我们近年来送出去培养的人才，为我们的创新打下了基础，再加上资本的助力，才让我们医药企业有了本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郭云沛如此谈道。
例如王晓东。2004年4月，41岁的王晓东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3年，他应邀回国创办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北生所。而之后的故事，业界已经非常熟悉。2011年初，王晓东创办百济神州，2016年，百济神州纳斯达克上市，2017年，百济神州与全球知名药企新基达成近百亿的产品授权，并宣布全面接受新基在中国的运营团队。放在此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晓东并不是孤例。贝达药业的丁列明，信达生物的俞德超……这些如今在业界已经非常熟识的姓名经历了中国生物医药发展最为迅速的十年黄金时间。与此同时，一大批原跨国药企的高管或加盟本土企业，或自己独立创业。华领医药的陈力，此前是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官，基石药业的江宁军，此前曾做到过赛诺菲全球副总裁、亚太研发总部总裁的位置。而辉瑞原大中华区总裁吴晓滨近日离职，加盟百济神州，这似乎更是点燃了一个信号：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高管，将有自己的新选择。而这对于中国的本土创新起来说，无疑是一个好事。
信息来源:E药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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