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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青蒿素药品市场的两次关键转机

日期:2015/10/10

“当你见证注射用青蒿琥酯在那些病重的小孩子身上产生的神奇疗效后,你再也不会用回奎宁了。”——非洲当地一位普通医生。


种源自古老中国医学典藏中的普通药草、并经过现代化学结构修饰后的神奇药物,在它诞生三十年后,成为新一代危重疟疾病人的救命药,每年帮助挽救数百万生命。青蒿素是中国医药行业的骄傲,更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作为这一神奇药物的原研者,复星医药桂林南药人为它的成功而倍感自豪。而它从中科院药物所实验室走进非洲抗疟一线的故事,也是中国药企开拓国际医药市场的一次值得回味的探索。

青蒿素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523项目。相信中国中医研究院科学家屠呦呦女士获得诺贝尔奖后。这个至今仍令得中国医药界念念不忘的带有过氧化物桥的小分子便已深入中国普通老百姓之心,成为全中国人民在现代医药领域的骄傲。然而事实上,青蒿素的发明只是它抗击疟疾故事的开始,由于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不够完美——稳定性欠佳,化学家对其结构进行了一些人工修饰以增强其稳定性以适应工业化生产及保存,于是诞生了它的两个孪生衍生物: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机构发明的蒿甲醚和桂林南药、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等发明的青蒿琥酯。国家分别指定了两家制药企业实现产业化——昆明制药和桂林南药;随后,两家企业带着分配到的衍生物开始了各自的青蒿素产业化之路。

1987和1988年,在顺利完成一系列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后,桂林南药获得了由当时国家最高药品监管机构国家卫生部颁发的两张新药证书,至此,桂林南药正式取得商业化生产和销售青蒿琥酯类药品的资格。这两纸批文在新中国制药行业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中国一类新药证书001号和002号;001号是青蒿琥酯原料;002号是注射用青蒿琥酯。今天故事的主角。

在中国,青蒿琥酯的问世有些生不逢时。新中国解放初期,由于公共卫生条件落后,各类传染病肆虐,以长江为界,江南的疟疾江北的血吸虫,夺去了无数老百姓的生命;到80年代末,经过国家30多年的综合整治,疟疾早已从中国常见传染病的清单上消失。仅在海南及云南等有限的地区零星散发。80年代初期我国科学家为完成青蒿素类药物的临床研究,甚至得跑去邻近的泰国找病人(受试者)。因此,上市后的注射用青蒿琥酯仅仅做为国家战略储备药品有少量生产供应给疾控系统“内部使用”,对当时的桂林南药是一个“无关紧要”产品。

和其它的青蒿素类药品的经历相似,青蒿琥酯也是境内开花境外香。80年代的跨国合作临床研究经历让泰国的医务工作者对这一来自中国的白色粉针剂留下印象。与中国不同,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地区至今仍是全球疟疾高发地区之一,90年代初,氯喹和SP等上一代疟疾治疗药物在该地区已存在普遍高抗药性;当地医务人员亟需寻找一种新化合物对抗日益严重的抗药菌株。在国外需求的呼吁下,桂林南药90年代初启动了青蒿琥酯的首个海外注册,并于1991年正式取得青蒿琥酯片和注射用青蒿琥酯的泰国注册证。

转机——国内和国外

青蒿琥酯命运的国内转机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发生在90年代初,与法国赛诺菲的合作现在来看绝对是桂林南药历史上最明智的决策之一。

如前所述,中国科学家对青蒿素类药物十数年的临床研究最终还是引起了外国专家学者和制药巨头的注意。1992年,桂林南药与赛诺菲达成合作协议,由桂林南药向赛诺菲供应大包装的青蒿琥酯片成品,运往赛诺菲的摩洛哥工厂进行分装和外包装,随后以赛诺菲产品Asumax向非洲市场销售,在Asumax外包装上唯一能体现其与中国桂林南药的地方,是生产商一栏的标注:Manufacturer:桂林南药Pharmaceutical Co., Ltd。1994年,Asumax拿到了首张非洲注册证;其后十年,赛诺菲在非洲市场销售了数千万片桂林南药生产的青蒿琥酯片,Asumax成为当时非洲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口服抗疟药之一。桂林南药与赛诺菲的合作于2003年终止。

近10年的合作,赛诺菲不仅为桂林南药带来了相当数量的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也将其对生产过程和药品质量严格把控的管理理念悄悄地植入了一代南药人的意识中。为南药未来的国际认证道路做了铺垫。

第二个关键点发生在2004年,适逢第一次国退民进大潮,国家号召国企通过改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桂林南药在那一年被来自上海的民企巨擎复星医药并入旗下,成为复星医药制药工业板块5家核心药厂之一。复星医药为桂林南药带来了全新的管理理念,打破传统大锅饭体制,引入了按劳取酬的绩效考核体系。在对企业产品清单进行仔细的梳理后,挖掘出了其中最具潜力的“核心产品”——青蒿素类抗疟药。并将企业定位为出口型的外向企业。为拓展其国际业务,复星医药在上海总部组建国际营销团队,聘请中国药品国际营销经验最丰富的经理人担任团队核心。而随着国际学界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青蒿素类抗疟药的日益重视,中国作为青蒿素的原研国和青蒿草的种植大国,兴起了第一波青蒿热。

如果想要记录青蒿素类药物的发展史和它的“发迹史”,只有中国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一批孜孜不倦潜心研究的国外科学家也加入其中,牛津大学泰国玛西隆牛津热带病研究所(MORU)的Nick White教授和他的团队颇有贡献。

在MORU的网站上,有一段简短的文字讲述了其在全球疟疾防治战役中的杰出贡献:MORU的研究直接促成了过去50年中疟疾防治方面最重要的革新——为一大类全新的疟疾治疗药物提供生物学、经济学和临床论据,从而将国际通行的疟疾治疗方案改写为基于青蒿素的复方口服制剂,并使用青蒿琥酯注射剂治疗重症疟疾。

SEQUAMAT试验

2004年,一项由英国维康信托基金(Wellcome Trust)资助、MORU领导的多中心临床试验悄悄地在孟加拉、印尼、印度和缅甸四国展开。试验目的是比较“新药”注射用青蒿琥酯和“传统药物”奎宁治疗重症疟疾病人的临床疗效。而试验药物注射用青蒿琥酯由桂林南药生产。

试验进行2年后,未达到原计划受试者人数即因临床结果过于优异被匆忙“叫停”;有限的试验结果足以显示出注射用青蒿琥酯优异的临床疗效——试验组较对照组患者死亡率降低了惊人的34.7%。2006年底SAQUAMAT试验结果在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同年WHO出版第一版《疟疾治疗指南》,采纳SEQUAMAT试验结果,推荐使用注射用青蒿琥酯作为一线药物用于成年人及非流行地区重症疟疾的治疗(SEAQUAMAT试验80%的试验对象是成年人)。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因无法联系上桂林南药购买试验用药,项目负责人不得不一趟趟地带着最大号的旅行箱往返于广州和曼谷,箱子里塞满了青蒿琥酯的西林瓶。很难想象一位儒雅的科学家竟是冒着“走私药品“的风险完成了近年来疟疾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临床试验之一;而生产这一里程碑药物的原研企业,却自始至终对试验内容一无所知。
“当你见证注射用青蒿琥酯在那些病重的小孩子身上产生的神奇疗效后,你再也不会用回奎宁了。”——非洲当地一位普通医生。


种源自古老中国医学典藏中的普通药草、并经过现代化学结构修饰后的神奇药物,在它诞生三十年后,成为新一代危重疟疾病人的救命药,每年帮助挽救数百万生命。青蒿素是中国医药行业的骄傲,更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礼物。作为这一神奇药物的原研者,复星医药桂林南药人为它的成功而倍感自豪。而它从中科院药物所实验室走进非洲抗疟一线的故事,也是中国药企开拓国际医药市场的一次值得回味的探索。

青蒿素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523项目。相信中国中医研究院科学家屠呦呦女士获得诺贝尔奖后。这个至今仍令得中国医药界念念不忘的带有过氧化物桥的小分子便已深入中国普通老百姓之心,成为全中国人民在现代医药领域的骄傲。然而事实上,青蒿素的发明只是它抗击疟疾故事的开始,由于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不够完美——稳定性欠佳,化学家对其结构进行了一些人工修饰以增强其稳定性以适应工业化生产及保存,于是诞生了它的两个孪生衍生物: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机构发明的蒿甲醚和桂林南药、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等发明的青蒿琥酯。国家分别指定了两家制药企业实现产业化——昆明制药和桂林南药;随后,两家企业带着分配到的衍生物开始了各自的青蒿素产业化之路。

1987和1988年,在顺利完成一系列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后,桂林南药获得了由当时国家最高药品监管机构国家卫生部颁发的两张新药证书,至此,桂林南药正式取得商业化生产和销售青蒿琥酯类药品的资格。这两纸批文在新中国制药行业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中国一类新药证书001号和002号;001号是青蒿琥酯原料;002号是注射用青蒿琥酯。今天故事的主角。

在中国,青蒿琥酯的问世有些生不逢时。新中国解放初期,由于公共卫生条件落后,各类传染病肆虐,以长江为界,江南的疟疾江北的血吸虫,夺去了无数老百姓的生命;到80年代末,经过国家30多年的综合整治,疟疾早已从中国常见传染病的清单上消失。仅在海南及云南等有限的地区零星散发。80年代初期我国科学家为完成青蒿素类药物的临床研究,甚至得跑去邻近的泰国找病人(受试者)。因此,上市后的注射用青蒿琥酯仅仅做为国家战略储备药品有少量生产供应给疾控系统“内部使用”,对当时的桂林南药是一个“无关紧要”产品。

和其它的青蒿素类药品的经历相似,青蒿琥酯也是境内开花境外香。80年代的跨国合作临床研究经历让泰国的医务工作者对这一来自中国的白色粉针剂留下印象。与中国不同,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地区至今仍是全球疟疾高发地区之一,90年代初,氯喹和SP等上一代疟疾治疗药物在该地区已存在普遍高抗药性;当地医务人员亟需寻找一种新化合物对抗日益严重的抗药菌株。在国外需求的呼吁下,桂林南药90年代初启动了青蒿琥酯的首个海外注册,并于1991年正式取得青蒿琥酯片和注射用青蒿琥酯的泰国注册证。

转机——国内和国外

青蒿琥酯命运的国内转机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发生在90年代初,与法国赛诺菲的合作现在来看绝对是桂林南药历史上最明智的决策之一。

如前所述,中国科学家对青蒿素类药物十数年的临床研究最终还是引起了外国专家学者和制药巨头的注意。1992年,桂林南药与赛诺菲达成合作协议,由桂林南药向赛诺菲供应大包装的青蒿琥酯片成品,运往赛诺菲的摩洛哥工厂进行分装和外包装,随后以赛诺菲产品Asumax向非洲市场销售,在Asumax外包装上唯一能体现其与中国桂林南药的地方,是生产商一栏的标注:Manufacturer:桂林南药Pharmaceutical Co., Ltd。1994年,Asumax拿到了首张非洲注册证;其后十年,赛诺菲在非洲市场销售了数千万片桂林南药生产的青蒿琥酯片,Asumax成为当时非洲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口服抗疟药之一。桂林南药与赛诺菲的合作于2003年终止。

近10年的合作,赛诺菲不仅为桂林南药带来了相当数量的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也将其对生产过程和药品质量严格把控的管理理念悄悄地植入了一代南药人的意识中。为南药未来的国际认证道路做了铺垫。

第二个关键点发生在2004年,适逢第一次国退民进大潮,国家号召国企通过改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桂林南药在那一年被来自上海的民企巨擎复星医药并入旗下,成为复星医药制药工业板块5家核心药厂之一。复星医药为桂林南药带来了全新的管理理念,打破传统大锅饭体制,引入了按劳取酬的绩效考核体系。在对企业产品清单进行仔细的梳理后,挖掘出了其中最具潜力的“核心产品”——青蒿素类抗疟药。并将企业定位为出口型的外向企业。为拓展其国际业务,复星医药在上海总部组建国际营销团队,聘请中国药品国际营销经验最丰富的经理人担任团队核心。而随着国际学界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青蒿素类抗疟药的日益重视,中国作为青蒿素的原研国和青蒿草的种植大国,兴起了第一波青蒿热。

如果想要记录青蒿素类药物的发展史和它的“发迹史”,只有中国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一批孜孜不倦潜心研究的国外科学家也加入其中,牛津大学泰国玛西隆牛津热带病研究所(MORU)的Nick White教授和他的团队颇有贡献。

在MORU的网站上,有一段简短的文字讲述了其在全球疟疾防治战役中的杰出贡献:MORU的研究直接促成了过去50年中疟疾防治方面最重要的革新——为一大类全新的疟疾治疗药物提供生物学、经济学和临床论据,从而将国际通行的疟疾治疗方案改写为基于青蒿素的复方口服制剂,并使用青蒿琥酯注射剂治疗重症疟疾。

SEQUAMAT试验

2004年,一项由英国维康信托基金(Wellcome Trust)资助、MORU领导的多中心临床试验悄悄地在孟加拉、印尼、印度和缅甸四国展开。试验目的是比较“新药”注射用青蒿琥酯和“传统药物”奎宁治疗重症疟疾病人的临床疗效。而试验药物注射用青蒿琥酯由桂林南药生产。

试验进行2年后,未达到原计划受试者人数即因临床结果过于优异被匆忙“叫停”;有限的试验结果足以显示出注射用青蒿琥酯优异的临床疗效——试验组较对照组患者死亡率降低了惊人的34.7%。2006年底SAQUAMAT试验结果在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同年WHO出版第一版《疟疾治疗指南》,采纳SEQUAMAT试验结果,推荐使用注射用青蒿琥酯作为一线药物用于成年人及非流行地区重症疟疾的治疗(SEAQUAMAT试验80%的试验对象是成年人)。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因无法联系上桂林南药购买试验用药,项目负责人不得不一趟趟地带着最大号的旅行箱往返于广州和曼谷,箱子里塞满了青蒿琥酯的西林瓶。很难想象一位儒雅的科学家竟是冒着“走私药品“的风险完成了近年来疟疾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临床试验之一;而生产这一里程碑药物的原研企业,却自始至终对试验内容一无所知。

信息来源:E药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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